（4）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违背说。

其次，证据整体化方法作为证据损害现象的法律后果，与证明妨碍理论达成体系上的和谐。[14]同前注[11]，程啸书，第19-22页。

[35]一般而言，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要件、结果要件、因果关系要件以及主观过错要件。因此，基于所有的事情应当被推定不利于破坏者（Contra spoliatorem omnia praesummuntur）的法律思想，妨碍行为人因其妨碍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举证上的不公平状态，其就应承受法律就此所做的调整，以便实现实质的武器平等。这种学说主张第10条中的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应解释为具有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的危险，而非一般性的危险，每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行为都与损害具有可能的因果关系。[7]在美国法上，危险理论也曾盛行一时。[21]在打猎的过程中，两被告朝着原告的方向各开了一枪，法院查明原告遭受的损害主要是嘴巴上的枪伤，但是无法查明究竟谁的子弹打中了嘴巴。

故显然不能将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与高度盖然性等同视之。另一方面，根据基于证据损害现象的证据整体化理论，典型性案例均可适用共同危险行为，该理论不会错误地限缩共同危险行为的适用范围。[5]这种研究思路，尽管对地方所享有的各种国家权力给予了说明，同时也论证了地方法治的权力基础。

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等。在此过程中，各个地方被迫尝试改变既有的领导方式和体制，制定各种规则与制度，站在本地方的立场上，以保证完成自己作为地方国家机关的守土安民之责，客观上，部分地区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目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们没有适时地对地方国家机关及其权力进行改造的结果。将地方法制作为方法论，还可以有效借助改革开放的制度及话语资源，分析中国法治的进步，探索未来的发展趋势。

） [12]参见叶林生、刘新建：《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与分权的历史考察》，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所谓对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的赞美，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研究并判断法治的价值、作用、存在形式，从来都有不同的方式，过去，我们习惯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即将法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和推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或许会使我们偏离研究目标本身。一部法律颁布后，甚至一个判决做出后，是否执行？执行什么？怎么执行？还要由其他国家机关进行事实上的遴选。无论何种性质的规定，其实都影响和决定着我国宪法法律的实际实施状态。

例如，一个党员干部涉嫌犯罪，不经过他所在的组织，司法机关可否进行查处？达到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介入？再如，法官需要查封某个企业的银行存款，不经过本单位领导批准，银行职员是否会协助？银行职员协助查封企业银行账户，是依据法律？还是本单位或者本系统的有关规定？很显然，在我国，宪法法律的实施并不是直接面对当事人的，或者说，当事人不太可能在各个有关部门或者单位作出具体规定之前直接根据法律主张自己的权利，权利的实现一般还要受制于法律实施所有参与者所属单位、部门的有关规定，或者说，是通过这些规定发挥作用的。以地方法制为关键词开展法学研究，可以促使我们通过推动宪法法律上地方国家机关职权与职责的明晰划分，确认各级地方以及不同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独立职权与责任，进而促使其成为宪法法律实施中权力与责任主体。葛洪义：《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学术界早有财政联邦主义一词用于阐明我国的财政体制，[9]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目前的权力分配体制并不是单一制的。

【注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我国宪法法律文本中大量的在世人看来非常先进的规定无法实现，成为摆设，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制于地方法制的不匹配状态。

所有人几乎都被编织在不同的组织里。他们被编织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之网中，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腾挪。

但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地之间，治理模式上不会存在根本差异，有的只是局部和细微的区别。既然是个整体，那么，就一定强调内部各要素、各单位之间的和谐统一，就一定存在一个统帅性的领导力或者推进力，我们有关法律体系的定义、司法机关的设置乃至本质主义的法律概念，几乎都是这个思想方式的结果。其次，地方法制是围绕宪法法律实施而产生和形成的。（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地方法制是一个非常中国的概念，这不是说法治发达国家不存在一个次级规则与制度的问题，而是说，这个问题在其它国家可能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突出的、全局性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地方在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关键环节，既可能成为法治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例如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特区立法，依法保障改革，各地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又可能成为改革的消极阻力，例如一些地方领导干预司法形成了冤假错案，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乱作为，导致企业生存艰难。

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看，各个社会组织，包括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也都在基于宪法法律的规定，制定各种各样的有关规章制度。目前，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为了保证中央和上级有效的领导能力，上下级之间在法定职权的划分上依然是非常模糊的，存在严重的权限不清，责任不明。

当然，这并不是说地方要为这种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状况承担主要责任。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中央决定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下放了部分权力，但是，中央统一领导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

但是，如果从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中央与地方两分的权力架构出发，分为两级规则与制度，大致上也是清楚的。不同地方的差别，来自于不同地方及其领导集体、区域文化传统、相关政策等诸多领域的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用军事体制比附我们的国家体制，只是为了准确阐述一个事实，并不涉及相关的价值评判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有学者展开了对以地方立法为核心的地方法制的研究。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这些往往都是由地方当局通过一些更为具体的制度规定的。这是西方那些所谓法治国家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同样，当法治实践面临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从这一体制自身寻找原因。我国的国家权力集中在中央，宪法法律来自于、依托于中央权力，所有人、各个地方都必须严格遵守，包括各级地方官员、各个企事业单位、各武装力量等。

[1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以下。在此制度框架下，每个领导层级和各级地方作为国家权力之网的一个扭结，由于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因而在各项工作中，包括宪法法律的实施中，也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与独立活动空间，包括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宪法法律。

鉴于此，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语的情况下，本文依然采用这个题目，尝试把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词汇所表达的内容和方法论意义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便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关键是，法治建设代表着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的改革，中央和上级的权威并非只有直接领导一种方式，而且，事无巨细，都依赖领导，是已经被实践证明错误的领导方式。文革结束之后，我国能够进入法治建设的快车道，就是由这个权力体系发动和组织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在这样一个至今依然缺乏规则意识和共识的国度里，[6]何以能够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我国，中央一级的艺术团体、甚至有名望的企业之所以敢于公开批评法官、法院及其判决、挑战法院权威，[13]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或许，他们认为自己背靠着更有权威的、比法院更牛的国家机关。

之于法治而言，就或者积极，或者消极。这也是与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是一致的。

与学界拘泥于主权与治权之争不同，我国地方官员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是超乎想象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必须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每个战斗单元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军事单位，无论班、排，或者师、团，首长拥有在单位内部至高无上的权力。

把地方法制作为方法论，就是试图提出，地方无疑也是法治建设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